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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副院长李爱国:杏林济世梦 悬壶赤子心
2020-07-07 21:17

“作为一名有28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一位从医25年的医生,面对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就需要我们立刻站起来。践行我们入党誓词中‘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诺言。”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3个月前,刚刚从湖北抗疫前线返回的广州市红十字会副院长李爱国向记者聊起他的从医和入党经历,不由感慨万千。

李爱国出生于河南范县一个军人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革命军人,他的三个哥哥姐姐,名字分别叫爱民、爱军和爱革,“单从名字上,你就能看出我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因此我对于党和国家的热爱一直是发自肺腑、油然而生的。”

“我就是想救人”

童年时李爱国的家,就住在县医院对面。

在那个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年代里,李爱国常常看到医院里进进出出的病人饱受病痛折磨。有时,家里也会住着一些来看病的四五十岁的亲戚,但在他儿时的印象里,很多病人的治疗效果都不太理想。

一些患者给李爱国献锦旗

“我当时就想,怎么这也看不好?那也看不好?为什么呀?”

而有时和父亲闲坐聊天,他又会听到很多朝鲜战场上的经历。“父亲说,打仗的时候很苦,他的很多战友在战场上受伤后,很多是因为医疗条件落后,没有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才牺牲的。有时,打绷带止血这些简单的操作,很多运送伤员的战士却都不太能掌握,最终耽误了治疗时间,导致一些战士失血过多而牺牲。”

童年的这些见闻在李爱国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要学医,我就是想救人。”李爱国说,他当时的想法很朴素。但有些念头一旦动了,那便是一辈子。

1990年,李爱国顺利考上医学院,为了练好医术,他刻苦攻读,先后拿了7次奖学金,1992年时,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初入党,关键是受家庭的影响。我的父母、哥哥、姐姐都希望我能为党和国家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我不像爸爸那样,扛过枪,去过战场,但治病救人同样也是高尚的革命工作。”

“突然觉得什么都不会了”

毕业后,李爱国留在河南新乡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工作。

“这所医院在当地是一所龙头医院。”李爱国说,当时他在骨科做了很多手术,不少病人的情况有了好转,他挺洋洋得意,并很快升为主治医师。但两件小事,却改变了他的想法和人生轨迹。

李爱国介绍,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骨科水平发展得很快,他刚上班时,国内骨科和国外有二三十年的差距,所以需要不断地学习先进知识。一次,李爱国到书店买了一本新出的关于内固定的教程,内容让他傻眼了,“当我一读这本书时,就发现自己以前完全是按照经验、按照老师教的那点知识在做手术,而不是系统化地理解内固定方面的知识。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了。那一刻,我对于知识的渴望彻底迸发了。”

李爱国

与此同时,临床上一个治疗效果不佳的案例也让李爱国有所反思。“当时我碰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膝关节磕伤骨折病例,在急诊时,就赶忙给她做了一个内固定手术,但不久后,这个女孩子的内固定就失效了,同时还有感染,这个病人我跟了很长时间,后来虽然经过换药和相关治疗痊愈了,但这件事对她的生活影响很大,总结这个病例,我感到自己对于复杂骨折的认知还有很多不足,所以更有了深造的愿望。”

南下广州,对当时的李爱国并不容易,他已结婚生子,孩子3岁,在新乡的生活非常稳定,可一想到自己和高水平骨科医生的差距,他还是毅然决然。

2001年,李爱国到暨大读研究生,2004年留在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工作至今。

能打动患者的是一颗爱心

暨大读书期间,在导师陈鸿辉教授的带领下,李爱国迅速开拓了眼界,“广州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先进的内固定耗材和理论知识都引进得比较早,我的导师在理论基础、内固定的原理了解上都非常扎实,我利用周末经常参加各种学术会议,随着对内固定知识的了解,我才发现原来我懂的知识真的很少。我在暨大读了半年书后,就跟随导师来到红会医院,开始了临床实践,后来也就留在了这里。”

从医25年,李爱国做过的手术自己都数不过来,令他难忘的,并不是高难度手术后患者重又恢复了健康,而是一些小事。有一次,李爱国接待了一对老夫妇。丈夫股骨骨折,经过内固定术后恢复良好,已经可以出院,但行动仍需依靠轮椅。可当李爱国催促他们出院时,这对老夫妇却怎么也不愿意走。

“我看到他的妻子眼泪汪汪,就是不肯走。后来我仔细询问才知道,原来他们住在楼梯楼的4楼,儿女又都生活在美国,妻子完全不知道该怎样把丈夫抬上楼。”李爱国知道老两口的困难后,当即找了几个在这里实习的学生和他一起,将骨折初愈的丈夫抬到了楼上。

李爱国

李爱国说:“当时我才30几岁,那几个学生都是年轻人,抬这位老人家上楼其实就是举手之劳,但当我把他抬到楼上,再看到他妻子满含感激的眼神时,那个眼神是我一辈子难忘的。”

“作为医生,其实没义务要做这样的事呀?你为啥要干?”

“是的,但作为医生、作为党员,要对人民有一颗爱心。”

从此,李爱国和这对老夫妇成了好朋友。前段时间,老阿姨不幸患上了乳腺癌,却找到了骨科大夫李爱国,“她对我说,‘您帮我介绍一位医生吧,您是好医生,只要您推荐的,我一定会相信’。”

每天带头下隔离病房

来到广州后,李爱国先后遇到过三次大的天灾。第一次是2003年非典,当时他还是到医院实习的学生,因为疫情他被“困”在了广州。李爱国坦言,面对这种特殊的病毒,他当时也很害怕。但看到前辈们的团结勇敢,他深受鼓舞。

第二次是2008年汶川地震。李爱国主动报名要去前线,但最终没有去成,“那次没有亲自前往汶川,帮助那里的百姓是非常遗憾的,后来,一批批汶川的伤员从四川送到广州来治疗,我也积极地参与了救治。我也因此被评为广州市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第三次,就是今年的新冠疫情。李爱国带领着红会医院的队员们驰援湖北,在荆州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救治中心领导工作。在队伍里,李爱国是临时党支部书记,他被战友们称为“政委”,需要把来自各个单位的医生护士,在最短的时间团结了起来。

“面对疫情,我们要冲在第一个!”李爱国说,“我和援荆医疗队重症救治专家组组长蒋文新、还有荆州中心医院ICU主任李良海约定,每天都要带头下隔离病房看病人,既然是我们带队,我们没有理由不冲锋在前。同时我们也要发挥临时支委的作用,把队伍管起来,把人力发挥起来。”

在荆州市中心医院抗击新冠的医生、护士有的来自知名三甲医院,有的来自普通的医院,还有些是本地医院的荆州医护。大家所用的系统、工作的习惯不同,医术也有高低。为了把这支队伍在短时间捏合起来,李爱国出了每天身先士卒外,还在团结上下足了功夫。

“我不管大家来自哪里,只要是来抗疫的,就都是好同志。大家都是为了抗疫这个共同的目标来的,有共同的目标就好办,于是我们就把医护人员打乱分班,确保每一组医护人员都有荆州本地的医生护士,这样大家在做一些操作时,就能迅速适应医院的系统。对于很多病例的治疗方案,无论是来自哪里的医生护士,我们都会征求意见,大家共同商讨、共同进步。所以我们最终在荆州干出好成绩,和我们的集体智慧息息相关。”李爱国告诉记者。

经历了抗疫,这个七一,当李爱国重新宣读入党誓词时,他感触良多:“当人民有难时,我们共产党员就应该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在同敌人的战斗中尽可能保护好自己,在必要时为党和人们牺牲一切。而这,也是我从小立志学医的初心。”

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武威

广州日报全媒体图片记者武威

广州日报全媒体视频记者武威

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蔡凌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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